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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邦:废墟上的开国者

散文随笔

  《沁园春·雪》有言:“惜秦皇汉武,略输文采;唐宗宋祖,稍逊风骚。”世人多以此句,认定秦皇、汉武、唐宗、宋祖俱是功业彪炳之千古帝王。然于历代封建君主之中,毛泽东对刘邦之评价尤为特出:
  
  “项王非政治家。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。”
  
  “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。”
  
  刘邦得此至高评语,不靠开疆拓土之赫赫武功。其不朽功绩,在于天下残破之乱世废墟之上,以务实方略,将历经战乱、四分五裂之华夏,凝聚为稳固统一之家国。
  
  秦以单一郡县制速亡,周之分封体制早已崩坏,两条治国路径俱被历史证弊;汉初开国功臣又普遍渴求裂土封侯,彼时并无成熟治国范式可供参照。刘邦权衡天下残破之现状与人心所向,折中开创郡国并行之制:关中核心腹地推行中央直辖之郡县,关东原六国旧地分立诸侯国。此套制度虽非理想架构,却能安定家国、使百姓免于战乱之苦,实为立足乱世国情之务实妥协。
  
  更深一层建树,在于刘邦促成全民家国认同之萌生。先秦士人无故土羁绊,吴起、商鞅、苏秦之辈游走列国,择贤君而仕,效忠者乃伯乐,而非故土邦国。大汉一统之后,六国地域隔阂渐消,统一王朝遂成万民共同之归属。刘邦不靠严刑高压钳制百姓,改用怀柔之策收拢民心:汲取秦朝严刑峻法、苛政扰民之前鉴,推行轻徭薄赋、与民休息,包容各地旧俗,使饱受战火之百姓得以安稳谋生;不效焚书禁锢思想,汉初诸子学说仍可自由研讨。百姓安居乐业,士子得遇开明治世,发自内心归附汉室,后世“汉人”之族群称谓,便于日积月累之认同感中落地生根。
  
  治国层面,刘邦秉持实用主义,打破儒、道、法门户壁垒:借黄老无为休养民生,取礼乐制度规整朝堂,以法家律令打理基层。兼容并蓄之立国基调,促成各派思想交融共生。历经汉初六十余年积淀,至汉武帝时董仲舒所倡儒学,早已融汇道、法、阴阳诸家要义,顺势成为大一统王朝之主流思想,溯源正在汉初包容之治国环境。
  
  秦始皇扫六合、破分裂,为大一统撕开前路,却未能夯实统治根基,秦王朝转瞬倾覆。项羽戏下分封,几将大一统根基清零,世人皆以为秦制已死、分裂有理。正是刘邦接续大业,于满目疮痍之土地上打磨制度、调和矛盾,令大一统从秦朝仓促之政治试验,沉淀为此后两千余年华夏文明稳固之立国根基。
  
  后世论帝王功业,多以拓土开边为标尺。汉武帝北击匈奴、唐太宗绥服四方,固然雄才盖世,然其赖以施展宏图之制度底盘、民生根基、一统格局,尽数承袭刘邦所奠基业。
  
  刘邦与历代雄主有一不容忽视之区别:其出身底层,知百姓之苦。轻徭薄赋,与民休息——此为时代策略,更为其本能。自刘邦始,民从死器变为活体。 此前,民唯供驱用,不知民之痛痒;此后,民为政治之血肉,政之得失系于民心。此种源于底层的清醒与克制,或正是大一统之路能在华夏扎根、绵延而不动摇之根本原因。
  
  两千年封建王朝,不乏“知人善用”“豁达大度”之帝王,然于满目废墟间走出封建时代可行之大一统之路,以安民之策收获万民归心者,唯刘邦也。此或为伟人盛赞刘邦之缘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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